詩歌發展至明清之際，原有的抒情性已然面貌不顯，淹沒於詩史、以文為詩等體類上的陵越；創作上則遭以意為主、敘事繁冗等的侵犯；當世小說、戲曲的風行，更使得強調簡、雅、凝鍊的詩歌一道受到強力挑戰，呈現出抒情與敘事的緊張性；在格律、詩法大行其道下，又使得詩人元聲、元氣拘滯而不能出，詩歌的真誠性受到質疑。因此，船山倡言興觀群怨四者融通，經由情的收攝與轉進成為一心之洞燭與朗現，由人之情而得窺天之性；藉著抒情自我的靈視與觀照，那既是心性論上的延伸，同時也回應世運衰頹之所由，藉以辨明、超越晚明一片情論的差相彷彿。至此，遺民船山終能克服時間的天敵，其淒心熱魄得以安頓於（如白地光明錦）詩歌之中，將此孤忠丹心寄予後世，而那也是鼎革之後唯一的乾淨之土，讓自身超出了當代天崩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