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理」為名，曰《玄理與性理》，是一部言理之書，雖所涉以魏晉玄學之論題為主，所論卻是普遍的理的問題。以魏晉玄學論題來展開，只因魏晉人最善談理，玄學時代為中國思想史中最哲學，最富方法學意識，湧現最多哲學範疇之時代。本書藉重構魏晉玄學之兩大課題︰「言意之辨」（方法學）與「自然與名教」（時代中心論題），把道家玄理與儒家性理帶進現代哲學言說之域――令人覺得意味深長的是，「言意之辨（語言哲學）」、「自然（自由）與名教（道德倫理）」亦正是當代哲學的關注中心。
本書名「玄理與性理」，非謂天地間自有各種理，道家揀個「玄理」，儒家挑個「性理」，今論二理之得失及其關連也。本書認為，天地間自有理，然皆不離人心之活動與作用，心動理立，心明理察，心靜理直（或寂），故謂心即理；非僅此也，本書更認為，人同此心，唯心之動靜非一，故心一而理殊，然殊理同歸一心，殊途同歸一理，而理一分殊，分一命殊，此之謂性理；即心言性，即性言理。然心不僅可具眾理，且可統眾理、會眾理以至平鋪眾理、寂化眾理，無而能有，有而能無，攝存在於活動，即存在即不存在，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此之謂玄理。此則是心之活動本身內在之「有、無、玄」之理。心只是一心，人卻萬殊，理則多途，如何可以言說之、授受之？是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謂「超越而內在」。是本書與《實證與唯心》相呼應，為實證唯心論之理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