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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余致力宋學,專注教育,研讀史學,凡三十載。民國七十二年(1983),隻身赴臺,求學文大,拜賓四、旭軒及美如等先生門下,以「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教育與思想史」為專修。蒙恩師教誨,得前輩抬愛,歷時六年,得認博士,其中甘苦,不忍復談。
余集研究、教學之經歷,考察宋代吏治之諸般情形。如陳寅恪先生之言,中國古代之人文社會,登極於趙宋。余以為,此不僅是對宋代文化之肯定,亦是對彼時政治、經濟與社會運行之讚賞,有效法大宋,改革現世之希冀。受恩師指引,余開始嘗試對宋朝吏治之研究,發掘其內涵,探尋其真諦,此是為余寫作本書之初衷。
唐宋之際,豪傑四起,外敵頻繁入侵,社會變化良多。太祖匡胤,以恢弘之氣勢,席捲天下,定鼎中原,得趙普妙計,收官印,削兵權,制錢穀,穩中央而制地方,重文臣而輕武將。以博大之胸襟,行文治之國策,建學校,興教育,擴科舉,納賢才,使國內一派生機盎然之氣。社會經濟方面,一改前朝禁錮之策,順應時代潮流,響應人民呼聲,去坊市之界,廢宵禁之限,致商賈大興,市場繁榮,中外客商雲集,海陸商品流通。對外層面,強敵立於漠北,雖三番五次挑戰,終以歲幣收場。故開榷場,促貿易,以互通有無,增進感情,得百年太平,亦不失為曲線救國之計。
以上諸般政策得以實行,無一不是各級官員之功。宋代選官、任官之法,歷經改革,頗有時代特色,漸成定制。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科舉取士,一錘定音;官職差遣,互相牽制;審官評定,系統科學。如此,宋代吏治成為彼時政治經濟之靈魂,社會運轉之動力。正因有此政治體制作為支撐,方才使得宋代社會文化發展呈現出富強、文明、自由、和諧、與開放之特色。政治上,集權分權取捨得當,決策決斷合理有據;經濟上,士農工商互相協調,內外貿易繁榮穩定;文化上,市民文化蓬勃發展,宋詞藝術登峰造極;對外關係上,貢使商賈紛至沓來,邊境沿海交流頻繁;思想上,儒學復興漸成趨勢,開明哲學始成大體。以上種種,均與宋代吏治之興,關聯頗深。
余曾在多篇論述及講演中言談及此。宋代之學術思想與文化,科舉制度,選官任官之法,政治經濟體制,與吏治之法,此乃「三位一體」之關係。正因如此,宋朝形成了不同以往,空前絕後的社會風氣。造成這一變化發生的因素,在於宋朝統治者的胸懷開明,新晉文臣士大夫之不懈努力,其中,以范仲淹、包拯、歐陽修與李覯等為代表的文人志士,以吏治改革為大旗,為社會進步,國泰民安奉獻良多。
自太祖太宗開國立基,真宗北伐定盟澶淵,至仁宗、英宗與神宗歷朝,國家經濟社會文化雖取得長足進步,但數番外戰軍費猛增,年年科舉官吏暴漲,宮廷內耗不見回跌,積貧積弱亟待修正。對此,范仲淹首提十事,改革吏治,以教書育人,為從政之本;包拯坐鎮京師,職掌刑獄,以正大光明,為參政之道;李覯處江湖之遠,設館論道,以春秋古法,為議政之責;歐陽修提點貢舉,編史纂籍,以前車之鑒,為執政之師;司馬光權柄中樞,定章施則,以浩德服眾,為仁政之求;蘇軾出書香門第,遴選人才,以重文求實,為明政之選;陳亮睹分裂之亂,獨白隆中,以民族大義,為政治之魂。以上諸位,皆以為國為民為己任,以天下蒼生為寄託,以澄清吏治為根本,以救亡圖存為希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民族復興大業,為黎民蒼生之福祉,鞠躬盡瘁。
余曾在多種場合,闡明類似觀點。2009年,承蒙青島大學文學院魏韶華教授誠邀,與彼之同仁共好切磋,闡明對「宋代學術文化」之認知,追憶昔日求學臺灣,與諸位恩師請教學問之往事。2014年,得臺灣新竹師範大學邀請,參加彼之學術演說,再次與昔日同窗,暢敘前緣。2015年,時值韓國研究財團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韓中人文學大會」在首爾舉辦,余獲邀參加,與在座韓中頂尖學者,共同探討學問,並有幸結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先生。同年,余之母校中國文化大學與浙江大學合辦「兩岸宋史學會」在臺北舉辦,余作為校友,有幸參與其中,與宋史專家,互通有無。2018年,承蒙好友李院長之請,山東省曲阜孔子研究院之邀,余得赴中國思想聖地,與彼之同僚,切磋儒學,倍感榮幸。
集其間之教學研究成果,與數幾次國際學術大會發表之經歷,綜合學者之見解指摘,終將「宋代吏治法」一書完稿。此書得以出版,余十分感謝彼時文大好友,現佛光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李紀祥先生,對余之鼓勵與指導。李先生精通國史,對本書之寫作,頗有見解。余就讀文大時,李弘祺教授先生,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亦對余之研究多有輔導指正。余以為,宋朝士大夫之經世思想,為國為民之人文精神,不僅只應停留在千年以前之歷史時空,其內涵與精髓於當今之世,亦多有借鑒汲取之意義。此是為吾輩史學文人,致力研究趙宋王朝之價值所在,亦是其留給後世之重要財富。
本書雖於完稿之前,幾經校對,數番修改,然仍難免疏漏,歡迎各位批評指正。本書之初稿,歷經千般錘鍊,又幸得文津出版社諸位同好編輯修改,終得順利出版發行。在此,余僅對貴社致以誠摯感謝。
姜吉仲 2021年1月12日於
韓國晉州市國立慶尚大學校研究室
余致力宋學,專注教育,研讀史學,凡三十載。民國七十二年(1983),隻身赴臺,求學文大,拜賓四、旭軒及美如等先生門下,以「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教育與思想史」為專修。蒙恩師教誨,得前輩抬愛,歷時六年,得認博士,其中甘苦,不忍復談。
余集研究、教學之經歷,考察宋代吏治之諸般情形。如陳寅恪先生之言,中國古代之人文社會,登極於趙宋。余以為,此不僅是對宋代文化之肯定,亦是對彼時政治、經濟與社會運行之讚賞,有效法大宋,改革現世之希冀。受恩師指引,余開始嘗試對宋朝吏治之研究,發掘其內涵,探尋其真諦,此是為余寫作本書之初衷。
唐宋之際,豪傑四起,外敵頻繁入侵,社會變化良多。太祖匡胤,以恢弘之氣勢,席捲天下,定鼎中原,得趙普妙計,收官印,削兵權,制錢穀,穩中央而制地方,重文臣而輕武將。以博大之胸襟,行文治之國策,建學校,興教育,擴科舉,納賢才,使國內一派生機盎然之氣。社會經濟方面,一改前朝禁錮之策,順應時代潮流,響應人民呼聲,去坊市之界,廢宵禁之限,致商賈大興,市場繁榮,中外客商雲集,海陸商品流通。對外層面,強敵立於漠北,雖三番五次挑戰,終以歲幣收場。故開榷場,促貿易,以互通有無,增進感情,得百年太平,亦不失為曲線救國之計。
以上諸般政策得以實行,無一不是各級官員之功。宋代選官、任官之法,歷經改革,頗有時代特色,漸成定制。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科舉取士,一錘定音;官職差遣,互相牽制;審官評定,系統科學。如此,宋代吏治成為彼時政治經濟之靈魂,社會運轉之動力。正因有此政治體制作為支撐,方才使得宋代社會文化發展呈現出富強、文明、自由、和諧、與開放之特色。政治上,集權分權取捨得當,決策決斷合理有據;經濟上,士農工商互相協調,內外貿易繁榮穩定;文化上,市民文化蓬勃發展,宋詞藝術登峰造極;對外關係上,貢使商賈紛至沓來,邊境沿海交流頻繁;思想上,儒學復興漸成趨勢,開明哲學始成大體。以上種種,均與宋代吏治之興,關聯頗深。
余曾在多篇論述及講演中言談及此。宋代之學術思想與文化,科舉制度,選官任官之法,政治經濟體制,與吏治之法,此乃「三位一體」之關係。正因如此,宋朝形成了不同以往,空前絕後的社會風氣。造成這一變化發生的因素,在於宋朝統治者的胸懷開明,新晉文臣士大夫之不懈努力,其中,以范仲淹、包拯、歐陽修與李覯等為代表的文人志士,以吏治改革為大旗,為社會進步,國泰民安奉獻良多。
自太祖太宗開國立基,真宗北伐定盟澶淵,至仁宗、英宗與神宗歷朝,國家經濟社會文化雖取得長足進步,但數番外戰軍費猛增,年年科舉官吏暴漲,宮廷內耗不見回跌,積貧積弱亟待修正。對此,范仲淹首提十事,改革吏治,以教書育人,為從政之本;包拯坐鎮京師,職掌刑獄,以正大光明,為參政之道;李覯處江湖之遠,設館論道,以春秋古法,為議政之責;歐陽修提點貢舉,編史纂籍,以前車之鑒,為執政之師;司馬光權柄中樞,定章施則,以浩德服眾,為仁政之求;蘇軾出書香門第,遴選人才,以重文求實,為明政之選;陳亮睹分裂之亂,獨白隆中,以民族大義,為政治之魂。以上諸位,皆以為國為民為己任,以天下蒼生為寄託,以澄清吏治為根本,以救亡圖存為希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民族復興大業,為黎民蒼生之福祉,鞠躬盡瘁。
余曾在多種場合,闡明類似觀點。2009年,承蒙青島大學文學院魏韶華教授誠邀,與彼之同仁共好切磋,闡明對「宋代學術文化」之認知,追憶昔日求學臺灣,與諸位恩師請教學問之往事。2014年,得臺灣新竹師範大學邀請,參加彼之學術演說,再次與昔日同窗,暢敘前緣。2015年,時值韓國研究財團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韓中人文學大會」在首爾舉辦,余獲邀參加,與在座韓中頂尖學者,共同探討學問,並有幸結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先生。同年,余之母校中國文化大學與浙江大學合辦「兩岸宋史學會」在臺北舉辦,余作為校友,有幸參與其中,與宋史專家,互通有無。2018年,承蒙好友李院長之請,山東省曲阜孔子研究院之邀,余得赴中國思想聖地,與彼之同僚,切磋儒學,倍感榮幸。
集其間之教學研究成果,與數幾次國際學術大會發表之經歷,綜合學者之見解指摘,終將「宋代吏治法」一書完稿。此書得以出版,余十分感謝彼時文大好友,現佛光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李紀祥先生,對余之鼓勵與指導。李先生精通國史,對本書之寫作,頗有見解。余就讀文大時,李弘祺教授先生,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亦對余之研究多有輔導指正。余以為,宋朝士大夫之經世思想,為國為民之人文精神,不僅只應停留在千年以前之歷史時空,其內涵與精髓於當今之世,亦多有借鑒汲取之意義。此是為吾輩史學文人,致力研究趙宋王朝之價值所在,亦是其留給後世之重要財富。
本書雖於完稿之前,幾經校對,數番修改,然仍難免疏漏,歡迎各位批評指正。本書之初稿,歷經千般錘鍊,又幸得文津出版社諸位同好編輯修改,終得順利出版發行。在此,余僅對貴社致以誠摯感謝。
姜吉仲 2021年1月12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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