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体的边界》一书中，普莱斯纳对人类共同生活的诸种形式进行追问。在思考范式上，他继承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著名区分，但他立足于哲学人类学视域，赋予这种理论图式以不同的价值内涵：共同体秩序作为社会激进主义，对立于现代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只有社会才给人提供自我与他者、与自身之间必要的空间和距离，正是立足于这种空间和距离，人才能不断地重新对自身进行构想和校验。 《共同体的边界》出版于1924年，时值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岁月。普莱斯纳的批判目标指向了当时的反魏玛共和国的思想运动：无论是德国右翼青年运动所追求的“血缘共同体”，还是德国左翼运动所构想的“事业共同体”，都是在通过某种激进主义颠覆现代社会关系。在当时的德国知识界，这种理论声音是孤单的。20世纪80年代，这部著作才被重新发现，引起国际理论界的广泛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