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由兩位長期旅居美國、深度參與華府政策討論的學者，從兩岸不同成長背景與生活經驗出發，共同進行的研究與書寫。一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中國大陸，卻同時身處美國學術與政策圈，這樣的交會位置，使兩位作者得以同時理解、也彼此質疑，華府、北京與台北對台海局勢的既有假設。

歷時兩年，本書兩位作者從與150位華府與兩岸高層官員和軍事將領的持續訪談對話中，獲取第一手決策菁英的核心思維和對局勢的認知理解，並從決策菁英的高度所看到的機會和困境，進一步分析論述博弈各方的戰略考量。

研究過程中，反覆觀察到一個令人憂心的現象：華府與兩岸三方政策圈菁英對台海風險的認知，不只是不同，而是存在結構性的落差。華府政策圈愈來愈以大國競逐的邏輯看待台海，北京則從國家統一與安全角度出發，而台灣內部的討論，往往夾在安全焦慮與政治動員之間。三方說著相似的語言，卻指向截然不同的未來想像。

透過對美中台政治、軍事與政策菁英的訪談，兩位作者也說明了為何「2027年」逐漸成為高度焦慮的時間節點。這不是單一情報的產物，而是軍事現代化進程、政治時程、戰略假設與相互猜疑層層疊加的結果。當越來越多決策者開始「預期衝突」，政策本身就可能朝對抗方向推進。

在華府，解釋中美競爭最常被引用的理論，是「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框架有助於理解大國之間的結構性壓力，卻也存在明顯盲點——它高度聚焦於崛起大國與霸權守成大國的互動，卻較少討論夾在其中的小國角色。當台灣被簡化為中美角力的前線或觸發點，而非具備能動性的行為者時，衝突就更容易被視為「難以避免」。

為了跳脫單一的大國視角，本書引入三國時代的「益州困境」作為歷史對照。益州掌握關鍵資源與戰略位置，周旋於曹魏與蜀漢之間。蜀漢作為崛起中的政權，試圖透過併吞益州快速擴張，卻因此消耗自身有限能量，最終無力與曹魏長期抗衡；而結構優勢最明顯的曹魏，卻因忽視內部治理與權力失衡，最終導致政權旁落。益州自身，則在錯估情勢、缺乏長期戰略下，逐步喪失自主空間。

書中特別強調，曹魏、蜀漢與益州三方，並非誰缺乏理性，而是各自都有盲點，也都看不見自己的問題。當時的領導菁英們基於片段資訊與錯誤假設所做出的「理性決策」，最終卻導向與原先期待背道而馳的結果。這樣的誤判結構，與今日華府、北京與台灣菁英之間的認知落差，呈現出跨越時空的相似性。

對照今日台海局勢，新的「益州困境」架構，闡明了霸權國家（美國）、新興崛起大國（中國大陸）以及對新興大國崛起至關重要的弱勢第三方（台灣），這三者各自面臨的決策挑戰，讓所有各方都面臨著這樣的難題：戰爭並非迫在眉睫，但行動或不行動都潛在會導致不良後果。

對於崛起中的新興大國（中國大陸）而言，過度擴張會給硬實力和軟實力都帶來巨大損失。 。相反，克制也會讓崛起大國受到限制，甚至無法獲得「大國地位」，完成復興。 。因此，兩難抉擇在於是保持謹慎而孱弱，還是冒著被進一步削弱的風險去積極推動領土收復。 。

對於具有戰略重要性但相對弱小的一方而言（台灣），主張自治和獨立以進行抗爭可能會加劇局勢的緊張程度並引發崛起方的擴張行為。 。然而，維持現狀將使崛起方繼續增強自身實力，從而更有可能發生不利於弱小實體的強制統一。 。

對於霸權方（美國）而言，它不僅會面臨與較弱的中小政权政權類似需要思考是否維持現狀的困境，而且來自其他地區各方的挑戰也可能導致這樣的困境：如果不解決其他地區各方更緊迫的挑戰，霸權方可能會失去其霸權地位，而參與這些挑戰又會使崛起方帶來的挑戰得不到遏制。 。

本書並非試圖用歷史套入現實，而是希望提醒：在大國角力中，衝突往往不是源自單一方的野心，而是來自各方同時忽略自身限制。若要降低台海衝突風險、維持和平，各方都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假設與盲點，而不只是關注對手的意圖。這，正是來自不同兩岸背景、卻共同寫下這本書的兩位作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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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益州困境
‧不能打（Cannot Wage War）
‧不能等（Cannot wait）
‧不能占（Cannot conquer）
‧只能圍（Can only encircle）
‧圍也損（Losses from encirclement）
‧損則衰（From losses to decline）

益州困境下的華盛頓挑戰
‧不先打（No Pre-emptive War）
‧分於內（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患於外（Dealing with Troubles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益州困境與台北的挑戰
‧抉擇難（The predicament of decision）
‧守優勢（Maintain the lever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