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學在近世日本，經歷過受容、懷疑、批判和否定的激盪史。由其被利用、排擠和摒棄之角色變換的軌跡中，呈顯了江戶學界的「道統」自立願望和「去中心化」的焦慮。由於脫「朱子學」意義上的「脫儒」，與「脫中心化」互為表裏，因此，這一看似思想史問題的背後，實蘊藏著極其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區域關係糾葛。由「明清鼎革」所帶來的「華夷變態」說，激化了禮教「華夷秩序」在東亞地區的震盪程度，不但顛覆了長久以來的「中心-邊緣」體系，也便利了日本「實務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登場及達成了「去中心化」之「中心化」的夙願。當代表新知識體系的「洋學」與「國際公法」構成了新的權威依據時，在脫離「儒教」則必脫「支韓」，脫離「支韓」則必須「脫亞」的邏輯下，明治政府乃通過對中國的軍事行動而逐步展開其「脫亞」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