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現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的議題日益引起學者的關注。然而，尚未有學者對「中國因素」在新老傳教運動交替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加以深度梳理與剖析。本書選用了「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這一國際傳教機構作為研究对象，試圖超越純組織學進路、描述性個案研究的舊套，結合國際關係學、社會學、差傳學和史學的研究成果與分析方法，通過對該「老中國通」傳教組織之轉型與發展的解析研究，展示宗教研究與國際關係研究在方法論層面的新潛能。通過這一中階命題的個案分析，結合歷史與現狀、理論與實踐、差傳學思潮與國際關係現象，展現西方傳統居重的基督教如何在影響了中國的同時，也被中國影響和改造，而基於「中國經驗」的傳教活動如何對國際傳教運動產生催化和制約這兩種自相矛盾的張力。作者選用全球化理論家羅蘭‧羅伯茨頓(Roland Robertson)所提出的「全球地域化」(Glocalisation)之概念來演繹中國基督教在整個國際體系中所占之地位與影響，而CIM/OMF的案例研究正可用以展示全球範圍內「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基督教之普傳）和普遍主義的特殊化（各國各族教會的本土化）」兩大交叉並行的過程，並彌補目前相關研究停滯與缺乏實證研究的空洞理論建構。自十九世紀初至今，中國始終是西方政界、商貿界與教會界關注的大國之一。中國曾吸收了隸屬於數百個西方傳教團體成千上萬名傳教士，傳教士群也一度是人數最多、逗留時間最長、分佈最廣泛、對中國瞭解最深的外僑團體。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開始停止簽發「傳教士簽證」。在「抗美援朝」的國際背景下，中國基督教領袖聯合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之「三自宣言」，西方傳教組織開始大批撤離中國大陸，至1953年幾乎全數出境。自1807年首名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抵華起，源自西方的國際傳教運動在中國活動的歷史至此告終。從此，中國進入「後傳教時期」；在國際世界與此相對應的是，普世差傳 (global mission) 進入「後中國時代」。中國雖然不復是「宣教禾場」 (mission field)，卻並沒有停止對普世教會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中國禾場的消失」給國際傳教運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發了深刻徹底的反思，甚至是推動「老傳教運動」向「新傳教運動」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傳教運動在全球範圍內面臨的三重挑戰——民族解放、共產主義和世俗化，皆在中國禾場得到充分體現。首先，數千名傳教士在三四年的短暫時間全數撤離中國，他們無論回到母國，還是其他傳教所在地，都會帶著他們的「中國經驗」、「中國印象」和「中國情結」。就此意義而言，「老中國通」傳教士和「老中國通」差會是「中國因素」的西方載體。其次，「失中國」促使處於「空巢期」的傳教團體回顧反思整個西方差傳組織在中國近一個半世紀的活動，由此調整、改進他們在其他地區的傳教策略。最後，崇奉一神論的基督教與崇奉無神論的新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也促使部分西方傳教組織將事工重心移往其他亞非拉國家，期冀通過傳播基督教阻止共產主義在當地的發展。本書試圖結合史學、差傳學、社會學和國際關係學的研究成果與分析方法，對一個具體「老中國通」傳教組織之轉型與發展加以解析和研究。作者同時期冀，通過這一中階命題的個案分析，將歷史與現狀、理論與實踐、差傳學思潮與國際關係現象加以結合、梳理、論述並分析「後中國時代」、「中國因素」對國際傳教運動之深遠影響，演繹普世差傳運動從「老」到「新」的轉型，及其與國際關係的互動與影響。基於上述種種選題緣由及研究現狀，筆者選用了「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縮寫CIM/OMF）這一國際傳教機構作為研究對象。CIM曾是「老傳教運動」時代最大的在華差會,在華傳教近九十年(1865/1952) ， 且是以中國為唯一傳教所在地的大型差會，其出版分部所發行的書籍和期刊在西方大眾心目中塑造或再塑了「中國形象」。CIM撤離中國後並未解散，而是以OMF或「海外基督使團」的新名稱在亞洲繼續傳教事業至今，「中國因素」在其轉型和發展過程中起到莫大作用。早在其「中國時期」，CIM便已成為全球最早的跨宗派、跨國界、甚至跨語種的多元化國際傳教組織，除了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英語國家設有分會之外，還曾聯合十多個非英語語系歐洲國家的「夥伴差會」 (Associate Missions) ；離開中國後，CIM更是從「多元母國—單一禾場」的聚集型組織進一步演變為「多元母國—多元禾場」的彌散型組織。除了體系內的傳教功能和福音訴求外，CIM/OMF在其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中也對普世差傳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不少前CIM/OMF傳教士曾建立其他差傳機構或福音組織，將其中國經驗挪用於其他傳教所在地。CIM是將「信心差會」之概念全球化的催化源，而當下的「新傳教運動」中「信心差會」仍是一股不可忽視的中堅力量。CIM在差會運作管理上曾開創諸多新理念，集保守與開放、超驗與務實於一身，這些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針對中國國情、卻又因具有普遍價值而逐漸被其他差會採用，其中其對「三自」理念的宣傳和實踐尤其值得追溯與跟蹤。可以說，CIM-OMF這一個案研究恰好具備以小見大、見微知著之學術潛能。【序言】邢序1949年是中國基督教史的分水嶺嗎？要回答這個回題，端在我們從哪個角度來切入思考。筆者曾指出，1949年前後的中國基督教發展，既有「斷裂」(Discontinuity)的發展，但也不能否認其「延續」(Continuity)的軌跡。捧讀袁瑒博士的《「中國之後何處去？」：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和國際傳教運動之全球地域化》一書，也是從另一個進路來探討這個問題。隨著1949年中共建國，近代歐美來華傳教運動受到反帝思潮先所未有的衝擊。中國內地會是中國「解放」前最多傳教士留守的宣教組織，在1951年初終於揚棄了堅守共產中國的決定。內地會的撤離，也正式標誌著在華「傳教時代」(Missionary Era)的落幕。不論從基督教在華傳教士或中國內地會的發展而言，1949年確是一個沉重及慘痛的「斷裂」。「中國之後」的內地會，面對時代的巨變與挑戰，既要檢視及整理在華傳教的經驗，同時也在動盪與不安中探索「何處去？」的問題。「海外基督使團」的成立，可說體現了內地會對普世宣教工作再承擔——從中國到亞洲各國；重新燃點將福音在多元文化及社會處境中廣傳的使命。《「中國之後何處去？」》一書，在堅實的檔案及文獻資料基礎上，將這段歷史重演在我們眼前。全書既有地理層面的分析，也有策略層面的檢視。雖然中國內地會轉型改組為海外基督使團，但後者的異象與經驗，又在多大程度上承繼了前者？從這個角度看，在時代衝擊的「斷裂」之餘，本書也呈現了宣教使命的「延續」與「更新」。本書為袁瑒博士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博士論文，師承徐以驊教授。以驊兄多年前研究上海聖約翰大學史，近年對當代新傳教運動發展素有關注。袁瑒的研究以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為個案，為研究當代宣教運動歷史提供了極佳的案例。作為「中國基督教史」的「後傳」與「外傳」，本書對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中國內地會歷史的整理有重大貢獻，同時，也開啟了戰後亞洲宣教史研究的新視域，相信讀者自能在歷史中尋獲瑰寶。是為序。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2017年6月4日